文/胡亚才
我并未承诺要写一本关于我家族的或石佛镇回族的书，哪怕在我祖母我父母面前，我也是守口如瓶的。他们当然知道我写作，但我就是没有向他们许下过我要写家里与镇上人与事的诺言。虽然我也曾给他们读过几篇我写的有关石佛镇回族的散文，并且他们一听就能说出生活中的原型是谁谁谁。我不许诺，不为别的，我是不想让我祖母我父母还有我的家人对我有过多的期许。因为，我深知写回族的文章不好把握，中原地区回族的文章尤为难写，即便以我的家族，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石佛镇为主线为背景，我还是多少感到底气不足。但是，我能读懂我高龄的祖母与日益年迈的父母目光中的想法，我也能感觉得到石佛镇上那些回族亲友们目光中的含义。回族中不兴宗族祠堂，也闻所未闻哪个回族家庭曾有家谱族谱之说，口口相传是中原地区回族过去唯一的历史承续的方式。历史，需要文字记录，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与至今葆有温度的亲人事物，更需要文字、需要文学来记录、来承载、来书写。
是的，我坦承，我是要把我家族的来龙去脉整理得清晰清楚，我是要把我温软的家乡石佛镇回族亲友们呈现一下。通过文学的看见，我来老老实实地叙说，充满真情地描写，我的家人、我的亲友们感觉过的事物在他们头脑里所留下的迹象，而远不仅仅限于我的大脑对经历过的事物识记、保持、再现的过程。写作回族篇章，无论篇幅长短，从一开始，我写的就是印象而非记忆。
我的内心在我得悉博尔赫斯之言后就告诉我，这是使命，是我的使命。
于是，我迈上了使命之旅，不管怎样，我都将耐心而坚定地踏地行走。
其实，我是有所准备的，当使命感在那个早晨或那个午后陡然升腾后，我除了对我之前无视、忽略的反省，更多地关注起我祖母、我父母对后代的教育，哪怕是针对一件事情只言片语的表现。
譬如那年，我孩子去北京读书，临行前，我祖母把重孙子叫到面前，高声大语：“记住啊，俺们是回族，不管到了哪里，不能吃的不吃，不该喝的不喝，不许做的不做。别被伊布里斯（经堂语：魔鬼）迷惑了心。”我母亲把孙子拉到一边，轻声轻语：“太奶的话是得记住，关键是要记在心里，要讲个方式方法，别整天挂在嘴上写在脸上。为人处世以前不容易，以后更不容易。”当时，我父亲一直在看电视，待孙子恭恭敬敬接受了太奶和奶奶叮嘱后站在他面前时，我父亲才取下老花镜，不慌不忙地说：“团结是你往后的一件大事，能做到保持个性、体现共性就行。”
在对后代人的教育中，我祖母总是以一种直白的朴素的语言提示着，甚或说唤醒着家人的回族意识，她不遗余力的言行中渗透着她及她那一代人，对与其他民族杂居中的自己家族、民族深深的顾虑。有很多时候，她无意，也许有意使用许多过去从阿訇从长辈那里学来的经堂语，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力，或许还有我们的反思。譬如她叫同胞用“朵斯提”，叫忏悔用“讨白”，叫灵魂用“罗哈儿”，叫礼物用“海底耶”。当家人准备做某件事时，她总要说“印沙安拉”（一切托靠真主）；当一件事情做成了，她一定会说“艾里哈木杜俩戏”（感谢真主）。我祖母以她的回族意识，经过意义的思索、需求的考虑、感受的体验，简单而凝重地表达着一位回族老人的倾诉与请求。所以，后来每每想起，总是别有一番滋味涌上我的心头。
我祖母一生遵主命，她认为在我祖父、我父亲、叔父参加工作后多有不便的情况下，她有责任将我们回族的来龙去脉说清道明，这是真主的口唤。她还认为，孩子上学求识做有用之人合主命，理所当然。但她十分警惕我们每天放学回来后的一些有别于家教的语言行为，她听到粗俗俚语便立刻沉下脸来，以严肃的口吻要求我们改正，直到我们做出明确的保证为止。她每每看到我们谁留着长发，胡子不刮，衣衫不整，奇装异服，她反应得更是强烈，必须立即纠正。她是希望子孙们的婚姻是在回族之间进行的，但对现实中的回汉通婚还是包容的，尤其对迎娶汉族姑娘，她一直是支持的态度。时常在老人们闲聊时举出几个嫁到回族家庭的汉族姑娘的实例，给予正面的褒奖。不过，我祖母对此还是划出一个底线的，她放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千条万条依她，就有一条依俺们，她得从回族生活习俗。”在回汉的交往中，我祖母也能够看得开，可谓大事不糊涂。她在她子孙两代中形成并坚持了一个几十年的习惯：在每年正月初一，也就是新春的第一天的上午，到石佛镇上的回族汉族家庭拜年。我祖母说这是我曾祖母留下来的，这是对当年我太祖父太祖母出逃南京一路奔命落脚石佛镇，最后得回汉两族收留的报答，“拜年是个样子，这个样子不能省，它是说俺心里一直留着这份情哩。”
细一想，我祖母并非狭隘，只是有她的原则。所以，当我那次去美国出境临行前收拾行李时，大行李箱中装了三十六盒清真方便面和三十袋涪陵榨菜。那一刻，心里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祖母。我想，这下，她该宽心了，她的孙子即便远渡千山万水，不会饿着了，更不会食用忌食。
我母亲与我祖母有着相同的顾虑，但方式有所不同。她在单位里工作的缘故以及在平日里接人待物，都使她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她认为，只要不涉及回族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民族文化等根本性的问题，她都可以在中原地区大背景里尝试着与家人、与回族亲友顺流共行。我想，我母亲是对的。我母亲始终冷静而微笑着面对生活，冷静而微笑着面对世界，直至平静地迎接死亡。让一位回族母亲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把生命的全程变作馈赠给这个世界的一个安详而静美的微笑。这难道不是我们所渴望的吗？无论是在现世生活里还是在文学世界中，假如一个人怀守着一座美妙无比的生命之城，却把一生的兴趣、时光、精力和智慧投入城外荒凉的旷野、黑暗的孤独、腐朽的气息、灵魂的惊惧和噩梦缠绕的生活之中，那此人的一生，实在是一场悲凄的自我放逐。
我母亲更加包容的行事风格或许与她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有关，虽然她也是石佛镇上的回族，但我姥姥家在石佛镇北小街上。与南小街全是回族不同，北小街多半为汉族居民，但这似乎没有给我姥姥家带来什么困难。相反，聪明伶俐的杨家小姑娘得到了回汉两族人的疼爱。与我母亲真正意义上称得上闺蜜的，是一个叫罗惠兰的汉族姑娘。正是她不厌其烦地沟通，乐此不疲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才使得当时贫困家庭的我的父亲迎娶了较为富庶家庭掌上明珠般的我的母亲。我母亲在清真寺的古兰书屋读完了高小，这里除了感谢陶阿訇，感谢我姥姥，主要还是来自我母亲自身的勇气。在当时，在石佛小镇上，在回族中，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她为此的付出为她此后见识的收获打下了基础。
我母亲一生向善，她把默默无闻的行为作为一个回族必修的功课，坚持日常讨白，在忏悔中自新，在人人称道的行为中救赎。她一方面为我当年与一个回族姑娘结为夫妻而感到遂心如愿，一方面又为二十多年后我断然剪断我儿子可能的回汉姻缘之线感到无边无际的怅然。当时，我母亲说：“孩子，你怎么恁狠呢？”我说：“我想让妈得到宽慰。”母亲说：“孩子被你伤着了。这样的宽慰不要也好。”后来，我虽然没为我的行为后悔，但我就我母亲的反应有了一些有别于以往的思考。我是理解我母亲的，我相信我能读懂我母亲的目光，我能够看见我母亲目光背后的东西。在她心里，每个人都没有孤单地安置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所以我们不可回避地需要与各种各样的事物、各种各样的同类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关系。如此，在构成人的一生的日常生活中，不能忽视自己与别人的生命，不能遗忘自己与别人的精神世界，不能漠视自己与别人的心灵需求。否则，违背本性去做事情，只能日复一日地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让我们的情感世界乃至精神世界伤痕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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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回族文学》2016年第2期